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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颇得
青睐。
母亲在大学里刚刚结束一场恋
，姥姥又是个闲不住、生怕儿烂到锅里的主，隔三差五地安排相亲。
母亲条件好，眼光又高，自然没一个瞧上眼的。
父亲一见着母亲，立马展开了攻势。
对这个曾经劣迹斑斑又没有文凭的
，母亲当然不以为意。
父亲就转变火力点，请爷爷
找媒婆上门提亲。
姥姥一瞅，这小伙不错，还是老同学，家里条件又好，这样的不找你还想找什幺样的？姥爷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，说这事强求不得，何况处对象关键要看品。
无奈姥姥一棵树上吊死的架势，就差没指着鼻子说，这就是钦点婿。
父亲臭毛病不少，但其实不坏，甚至还有点老实，母亲和父亲处了段时间，也就得过且过了。
84年我出生，学校给分了套四十多平的两居室。
94年民办教师改革，父亲被赶到了小学。
混了几天
子，他索拍屁股走，在我们村东
桔园承包了片地，建了个养猪场。
第二年在老宅基地上起了两座红砖房。
因为
通方便，村里环境又好，市区的房子就空到那里，一家都搬回村里住了。
当然，其实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。
母亲上课忙，只能把我撇给爷爷。
后来在城里上小学，也是爷爷和父母每天接送。
父亲的事让一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爷爷四处托打点关系，最后得到消息说主要责任跑了，担子当然落到父亲上，号子肯定得蹲，至于蹲几年要看“能为民群众挽回多少财产损失”了，“谁让命不好，赶上严打”。
上大学之后，我才知道97年修刑后的新一
严打，我父亲就是受害者。
父亲办养猪场几年下来也没赚多少钱，加上吃喝“嫖”赌（嫖没嫖我不知道），所剩无几。
家里的存款，爷爷的积蓄，卖房款（市区的两居室和宅基地上的一座自用房），卖猪款，卖粮款，造纸厂的废铜烂铁，能凑的都凑了，还有12万缺
。
当时姥姥糖尿病住院，姥爷还是拿了3万，亲朋好友连给带借补齐5万，还缺4万。
这真的不是一笔小数，母亲当时1千出的月工资已经是事业单位的最高水准了。
家里不时会有“债主”上门，一坐就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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