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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这样。
除了带给陈瑶的糖油煎饼,还有捎给贺芳的花花,这些玩意儿虽然我不待见,但听的气,它们的市场价值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正月十五一早我给老贺打了个电话,她还没起来,我不知道离异高知是否都有赖床的毛病。
十点多时,上了趟门,她己洗漱完毕、收拾妥当,是的,牛仔裤,长襟毛衣,一副要出去的样子。
客套了几句,她让我留下来吃午饭,我谢绝了,不是脑回路葩,而是陈瑶在等着我买羊腿。
我说还以为她要出门,她仓促一笑,然后拍拍大腿说没有啊,家里啥都有,还能请不下一顿饭?临走,出于礼貌,我问了问李阙如,她立马沉下了脸,说还睡着呢,不知跑哪儿疯了一晚上。
客观地说,老贺把发留长实在是种聪明的做法,再这么烫三一烫,可以说味十足了。
然而对我的辛苦劳顿,老贺的回报竟是更多的工作量——当然,这个竟用得有点弱智,老贺毕竟是老贺——她先是吩咐我跑平海中院调了些土地争议案件的卷宗,后又把原属于某研究生的归档工作撂给了我。
前者只是搭上了一个下午,无所谓,后者嘛,则意味着有一大摞资料等我老鞠躬尽瘁。
对此,老贺毫无愧疚,她一方面表示我是自己,用着顺手,另一方面也算是被迫解释了一下:有俩研究生忙着写毕业论文,实在腾不出手。
最后,她强调,这个项目拖了太长时间,再这么下去,又一茬学生也要毕业了,抓紧整完,是时(s)候开题了。
老天在上。
老贺胆敢这么嚣张,自然是得到了母亲应允——甚至,我揣测,是她出的主意也不一定。
一如既往,母亲基本上每周都要打电话来,但频率明显低了些。
我宁愿是太忙的缘故,当然,这是自欺欺。
虽然母子间并没有什么迫切的亟需流的信息,无非是我谈谈学业、谈谈校园生活,母亲说说剧团、说说家里那些事儿,但作为一项习惯,两年多来这个电话己像吃喝拉撒那样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
曾经我吐槽她之所以打电话来只是为了确认下我没去搞传销,母亲哈哈大笑。
现在呢,她也笑,只是沉默,犹如盖玻片间的气泡,总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跑出来,怎么挤也挤不干净。
有时候说起话来欲言又止,不光她,我也是这样,像是被老天爷捏住了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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