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伸手抓住了垂下的房,揉弄着说:不急,等你完事了,咱们再
谈正事。
不知怎么地,看到儿子现在这般兴奋满足的模样,孙德富脑海中本已中止的
回忆再次继续播放了。他努力地想要让自己回忆起自己第一次的每一个细节,但
他的所有努力都只让痛苦的回忆更加清晰地呈现。
1967年,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,他还在火车站工作,有天下班回家,孙
德富看到家里什么都被砸烂了,他一惊问母亲这是怎么了,母亲冷冷说,赤卫兵
来了,他又问母亲父亲去哪了,母亲沉默了半秒钟,掩着面说父亲被抓去审讯
了,然后嚎啕大哭。哭过后,母亲语重心长地托付他一件事,孙德富满含热泪地
答应了母亲的请求。
第二天到了该上班的时候,他手里攥着一封信,走进了革委会主任石礼国的
办公室,把那封母亲说一句他写一句的信给了石礼国。
石礼国看完了信,非常高兴,握着他的手,激动的说:小孙同志,你主动
揭发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特务和破鞋的行为非常好,为了『革命』而大义灭亲的
神完全符合猫主席的教育和指示!你回去以后写一份发言稿,随时准备在林小婉
和郑国军的批斗会上发言。
林小婉是他的母亲,而那个叫郑国军的男,则是母亲所在学校的校长。郑
国军当时有四十多岁,原来曾在国党青年军中任指导员,后来部队起义,又经历
高丽战争,他受伤退伍就转业到了这里做小学校长。
至于那封信,孙德富从不敢忘记,却又从不敢去回想它的内容,真可谓是满
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,在那个罔顾伦亲的革命年代里,错的就是对的,
对的就是错的,他从不为自己狡辩,他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,感到自
责,尽管信中的每一个字,每一句话都出自母亲之。
那天晚上,同一个学校的周老师敲开了他们家的门,对母亲说:林老师,
明天就要批斗您了,我得先给你陪个不是,校领导让我上台发言,我们家成分不
好,我不敢不听他们的,发言稿也都是他们给我写好的,甭管我发言稿上说的是
不是那回事,明天我问你你就承认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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