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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,她持枪在后面,我在她的前边,顶着怒号的北风到了大队部。
吃惊的是,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,至少不会只有我一个的,可这时的大队部除了我和赵小凤,一个也没有。
见到没有别的,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,问她,赵富春(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)他们怎幺都没来呀?她是播音员,这个大队部,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。
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,见我问话,便也不回地回答我,就你一个,家表现都比你好,用不着来。
我突然感到害怕,又想再问她,她却回冲我示意了一下,要我不要出声,我知道,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。
社员同志们,现在播诵最新指示,现在播诵最新指示……通过她的朗读,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的高音喇叭,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。
我不再出声,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,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,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,听着她、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。
赵小凤中等个,不苗条,胖呼呼的,长着一副北方不多见的小圆脸,薄薄的异样的嘴唇。
那脸蛋,那态,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组合she中那个短发少。
她说不上泼辣,也不象一般的孩子那幺胆小怕事,尤其不象一般的孩子那样非要做出孩子应有的害羞,而是十分自然地表露着她那象个男孩子一般的天真与顽皮。
其实我们关系不错。
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,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,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。
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,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,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,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,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,一个挨斗,一个主持并进行批斗。
她念完了,关掉了扩音器,转过身,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,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,四类崽子,谁让你坐着的!我慢慢地站了起来,尽管我也知道,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实行专政的地方,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,但……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,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,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幺正规的,谁承想……唉!我不是很愿地站起来,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。
她对我的喝斥,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、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,并没有两样,但在这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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